围绕案情的辩论没什么实际意义，就是一场政治风波，好比历史上神宗朝的另一桩著名案件，登州阿云案。
那案件本身也很清晰，登州女子阿云，在居母丧期间，因其叔父贪图聘礼，将她许配于一位农夫韦高，而韦高本人相貌丑陋，年岁又大，阿云不喜，便趁夜持刀，将韦高连砍十几刀，不过妇人力气终究不够，没有砍死，被传到官府后，不待审讯，就交代了整个过程。
杀人未遂，依律当绞，但不待审讯和用刑，行凶者便主动交代，算作自首，当减两等，当时的知州判的是流放。
只是这判决，上到审刑院和大理寺复核时被推翻，因为韦高是阿云丈夫，妻子杀夫，是犯人伦，当斩立决，因韦高未死，减一等，当绞。
大理寺和审刑院的复审意见传到登州后，那位知州又不同意了，因为他认为阿云并非韦高之妻，不能这样判决，大理寺怒了，加上了“孝期结亲，违律为婚”之罪，知州又认为夫妇关系是非法的，双方打起了笔墨官司，继而惊动了整个朝堂。
王安石支持知州的从轻处置，司马光支持审刑院、大理寺和刑部的斩立决，最终神宗支持了王安石一方，赦免了阿云的死罪。
后来还有一条谣言，说是司马光等了十七年，终于得势，又赶紧把阿云提出来杀了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，因为阿云是由神宗赦免的，不管后续律法如何变化，都不可能推翻先帝审理的案子。
登州阿云案，与现在的京师殴妻案，其实是相同的性质。
神宗朝是变法和守旧的冲突，如今则是帝党与太后党的冲突。
但前者最后沦为了不死不休的党争，一切为了反对而反对，后者却能将朝堂的注意力转移，让两党不再那般剑拔弩张。
正因为这样，参知政事薛奎才会推动。
这位老臣显然也意识到，帝党再这么逼迫下去，是陷官家于不孝，而逼母退位是恶性的争，由民间案件引发的纲常探讨，律法重定，则是良性的争。
若能暗里指出太后欲衮服祭祖的不妥，重申官家亲政的必要性，就更好了。
所以薛奎极力促成此事。
哪些臣子真心为国朝安定着想，哪些是为了往上爬无所不用其极，一目了然。
别的人也就罢了，陈执中偏偏在麾下任命，狄进岂容得他正事不做，反拖后腿，而这个安排也让庞籍和谢松心服口服。
跟着这样的大府，加班起来也倍儿有劲，容光焕发，精神百倍啊！
第五百四十八章 宝神奴之死
“明远！今日放衙这么早啊！”
狄进回到自家正堂，还未入内，就看到一道挺拔的身影端坐，正在烹茶，不禁笑着道。
公孙策没好气地道：“我是不及仕林你能耐，权知开封府了还能准时离开府衙，好不容易清闲一日，这不就又来听差了么？请大府用茶！”
狄进来到他面前坐下，品了一口茶水，赞叹道：“威名赫赫的公孙御史，竟还有这般烹茶的手艺，当真妙哉！”
公孙策至今还是监察御史里行，用后世的话就是没有转正，但实际上他的言官之位本就是破格提拔，而御史的特殊性在于，权威不在于官职，在于弹劾的有力程度。
风闻奏事确实能不顾证据，可如果全是捕风捉影，御史的威信也会渐渐消失，所以历史上仁宗加强御史权柄后，言官学乖了，专门对着宰执弹劾，哪怕是鸡毛蒜皮的小事，但事关一国宰执就成了大事，如此还能展现出自己不畏权贵的气度。
现在的风气还没有那么坏，御史言官还是希望有的放矢，公孙策每每言出必中，自是脱颖而出，受到敬重。
此时两人碰头，公孙策调侃一句后，马上正色进入正题：“自从上次‘组织’在京师的据点被捣毁，‘司伐’心腹‘百工’险些被抓，他们变得愈发小心谨慎，我和希仁这段时日明察暗访，却也没有什么收获……”
狄进道：“京师繁盛，四方汇聚，鱼龙混杂，‘组织’成员一心想藏，确实难以抓捕，必须换一个思路！我今日正好带回了一物！”
公孙策接过狄进递来的册子，展开一看，顿时目露喜色：“罪臣子女整理出来了，好！这下有探查的方向了！”
无论是庙堂江湖，任何身居高位之辈，人生总有不凡的经历，就如同“金刚会”的首脑宝神奴，曾经在承天皇太后萧绰身边任亲卫，后来因残废才错失了成为贵族的机会，不得不南下沦为见不得光的谍探。
同样的道理，“组织”的那些高层，如果有光明正大的前程，为什么要选择这条路？
是不是也有怀才不遇的牵连，不得已的难处？
在河西与其较量中，狄进越发确定，这些人应该有着良好的教育环境，却又无法走正途，十分符合罪臣亲眷的特点。
所以每日准时放衙，他也没有闲着，有些事情没必要事必躬亲，有些事情却要紧紧盯住。
雷澄三人卸任机宜司之前，办的最后一件事情，便是将近些年罪臣的亲眷资料汇聚成册，甚至派出人手往南方调查，看看他们是否还在那些偏远之地服罪。
这一步有些勉强，如今的南方依旧是大片没有开发的土地，越往南越是让人畏惧，机宜司的探子也是人，强逼着他们深入那些罪地作细致的调查，难度实在太大，只能收集一些大致的情况。
现在名册初录，由雷濬的心腹交付，狄进刚刚拿到手，也给公孙策看一看。
“丁谓这佞臣竟还在世？”
公孙策兴致勃勃，飞速地翻看起来，眉头很快扬起，满是诧异之色。
是的，官家都长大，和太后斗法了，当年那个趁着真宗病重，篡改圣旨的丁谓，居然还活着。
这也是有原因的，这个年代南北方差异巨大，丁谓之所以能在极南之地生活，是因为他本就是江南苏州人士，如果是個北方人，早就没了，同样的道理，苏轼如果是北方人，也无法说出“问汝平生功业，黄州惠州儋州”这样的豁达之言，恐怕早就在被贬之地病逝。
巧合的是，历史上要到景祐四年，曾经的一代权相丁谓，才会死于光州，时年七十一岁，可称长寿，而那一年也是苏轼出生的年岁。
如今是明道元年，丁谓才六十六岁，自然还活着。
“丁谓贬崖州逾三年，徙雷州，又五年，徙道州……”
“他的家人并未一起去南方，而是寓居在洛阳，丁谓曾写信克责自己，叙说朝廷的厚恩，告诫家人不要总是心怀不满……”
“他当时派人将这份私信，交给了洛阳太守刘烨，并且特意告诫送信的人，要等刘烨会见众同僚时，当面送给刘烨，如此一来，刘烨得到信后，不敢私自处理，立即把它送呈朝堂……”
“依旧是那个会揣摩人心的奸佞啊，这是要让官家动恻隐之心……”
公孙策仔细看了有关丁谓的调查，脸色沉下：“‘组织’里有没有人，是丁家的亲眷？”
他再翻一页，发现已经查了。
丁谓掌权时，呼风唤雨，权倾朝野，三个弟弟，四个儿子，皆任要职。
本章未完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！